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滇越铁路开通，昆明商埠开放，一大批带“洋”字的词语现身昆明：
外国公司叫“洋行”，
外国男女叫“洋老咩”，
“洋行”“洋老咪”聚集的街道叫“洋人街”，
“洋老咩”盖的房子叫“洋楼”，
“洋楼”多的街叫“洋楼街”，
“洋老咩”带来的种种光怪陆离现象
叫“洋相”。
照相技术传入昆明，也成了另类“洋相”制造者。与此同时，老昆明也有了最早的“洋时髦”，有了最早的“抵制洋货”。
“歌胪士”洋行先在蒙自立足再向昆明发展
从“歌胪士”到“保田”
用今天的话来说，“洋行”就是外国公司。昆明最早的洋行是“安兴”洋行，是法国商人合资兴办的，经营各国洋货，地点在登仕街（今庆云街），成立的时间大约是1901年。
更多的洋行在昆明出现还是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以后，那年云贵总督丁振铎奏请光绪帝批准，在昆明自开商埠，“以扩利权”。商埠以滇越铁路在昆明的尽头——火车南站为中心，包括今天的得胜桥、塘子巷、双龙桥一带，周围约12华里，允许各国商人在这里租地居住，不少洋行陆续在昆明开办起来。
希腊人开办了“歌胪士”洋行，设于金碧街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开张，经营机械、铁杂、食品、酒类、布匹、杂货等。后来赢利颇丰，在巡津街盖起了“歌胪士”酒店，还没开张就被法国领事馆买下，办起了“甘美医院”，那是后话了。
法国人开办了“帮沙为利”公司、“续沙利耶”洋行，设在广聚街（今天得胜桥到塘子巷的一段街道），也在1906年前后开张，经营铁杂、匹头等。日本人开办了“保田”洋行，设在广聚街，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开张，经营各种杂货。英国人开办了英美烟草公司，设在得胜桥，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开张，主要经营外国香烟。希腊人的“若利玛”洋行，设在广聚街，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开张，经营各种洋货。
还有美国人1912年开的胜家公司，设在金马坊；法国人1913年开的商务酒店，设在巡津街；日本人1913年开的府上洋行，设在三市街；英国人1913年开的英美烟草分公司，设在巡津街；法国人1917年开的徐璧雅洋行，设在巡津街；英国人1917年开的永年人寿保险公司，设在团城脚；英国人1920年开的卜内门洋枧公司，设在广聚街等。
最早的“洋相”：
包工头和“清快丸”
洋行开张的钱也并不干净。如希腊人若利玛原来是滇越铁路的包工头，先在蒙自摆摊卖货，后来借口遭土匪抢劫，打伤了脚，通过法国领事馆要求赔偿。清政府得罪不起，赔了5000块大洋，若利玛就用这笔钱在昆明开办洋行，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。
据老人回忆，日本人的保田洋行还在广聚街（今金碧路）非法生产吗啡，每次装箱两三百箱，运销中外各地。三市街上的日本府上洋行卖一种“清快丸”，妇女吃了绝经，不能生育，经过化验检查有毒，被禁止出售。
民间传说，“清快丸”读起来就是“清快亡”，把慈禧太后气得掉泪，下旨严禁。清快丸急忙到处做广告，声称“平常一二粒入口中含味，即芳香馥郁，立刻神清气爽，故名‘清快丸’，诚不诬也。”除此之外，昆明府上洋行又卖玻璃咖啡杯，薄得像蛋壳，一捏就碎。
此外还卖像纸一样的衣服，欺诈骗钱，昆明人恨之入骨。“五四”运动时，昆明大中学生游行响应，砸了这两家日本洋行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。
洋行大量在昆明出现前，昆明商人要到云南最早开放的商埠蒙自去采购洋杂货品，后来就可以直接从昆明洋行进货，既缩短了流通环节，又丰富了市场商品。洋商品为打开市场，采用了赊销、代销、半送半卖等营销手段，冲击了昆明传统的懒散、保守营销方式，促使昆明商人认真应对，营销手段也趋于积极主动。
“洋老咪”和“华经理”
洋人来了，洋行开了， 洋人叫女的Miss，叫男的，开头的音节都是“咪”，老昆明人听多了，就管洋人叫“洋老咪”。有一段滇剧唱腔《昆明景》这样唱道：三市街退街十丈几，铺面都用“红毛泥”（洋水泥）。“郭米纳”“加波”“沙发礼”，这几家洋行是“老咪”。
在这里，“老咪”还成了“洋行”的代称。
昆明洋行初创的时候生意并不怎么好，后来还是依靠一批买办才打开了局面。这种买办有两种：一是洋行雇来做事的中国人，民间叫“华经理”，如金碧路上的希腊“歌胪士”洋行经理是云南人马瑞卿，崇仁街上的法国“英仕的”洋行经理则为广东人马云龙等；一是洋行在一个地方的推销代理商，如财盛巷法国“普利”洋行就由顺成号代理，经营洋纱。
英美烟草公司于1913年就在广聚街设立代理处，同时由一些香烟业商号合组同济号为代理商，正代理是同泰祥、铨盛祥、东兴隆、鸿庆号，轮流担任同济号经理，又有鸿盛祥、义兴号、盛宝祥、云茂祥、宝兴号、元和昌为副代理。
代理商号交纳押金3万元后，从英美烟草公司趸批纸烟，再批给其他零售商店，从中收取5%的佣金。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商还扩展到滇南的蒙自和思茅、滇西的腾冲和大理、滇东北的昭通等地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洋烟”销售网络。前面提到的日本保田洋行也委托在金碧路大街口的八面风店铺代销“清快丸”、仁丹、薄荷水，并打出广告，到处宣传，风行一时。
昆明”二我轩”相馆的商标
早期“个性”照相馆
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，照相技术传入昆明，成为另类“洋相”制造者。当时昆明有水月轩（在今翠湖公园内）、春影阁（在正义路大银柜巷口）、留青阁（在青云街一丘田）、二我轩（在今翠湖南路）四大照相馆，到1924年，昆明已有10多家照相馆了。
其中水月轩照相馆是昆明第一家照相馆，开设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是建水县曲江人蒋楦来昆明开办的。蒋楦通过劝业道买下翠湖莲华寺东南的空地，建起了水月轩。在相馆周围建起园林，亭台曲径，花木扶疏，相馆设在中西式结合的两层楼房内，楼上为照相室，楼下为陈列室。
蒋楦迎合当时昆明人耍滇池的风尚，以滇池湖光山色、渔船帆影为主题，制作背景画，招揽顾客，果然营业有成。蒋楦又趁势而上，兼营照相机、冲相化学药品、留声机和测绘仪器等，后来还经营电影放映。
由于当时还没有电力，早期相馆照相全靠自然光，相馆屋顶建有玻璃天窗，下面用铁丝吊起白色幕布，能左右移动；阳光太强，就用长竹竿把幕布挑拢遮光；光线不足，就把幕布挑开采光；遇到阴天，幕布完全挑开光线也不够，就只好请顾客晴天再来。开始用的是玻璃底片，既笨重又易碎，还不好保管，就是洗照片，也得利用日光操作。“那时的照相馆真是靠天吃饭”（何炳荣《人像摄影及其在昆明的发展概况》）。
蒋楦专注于其他项目后，又嘱弟弟蒋朴开了家“二我轩”相馆，地址距水月轩不远，就在翠湖东南的尽忠寺坡脚。据说“二我轩”是昆明第一家用电灯照明拍摄照片的相馆，它的独门绝技是一张相片上印出两个影像，所以称“二我”。
今天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暗房技术而已，但当年确实让人感到新奇。昆明老人还记得“二我轩”利用相机的折光原理拍摄出了“鸡脚神”（煞神）形象，曾轰动一时，“二我轩”也由此成名。据说它的招牌“二我轩照相”还是请昆明名士陈昌荣题写的。
近年发现了不少“二我轩”拍摄的照片，有木质相框，有纸质压纹底板，还有五六种不同的徽标，设计都很精致。有的照片底板上还盖有红色的“洗印师”印章，有名有姓，以示对质量负责，更让人刮目相看。
昆明另一家照相名店也和蒋氏兄弟有关。当时蒋朴到外地寻找照相人才，从名气很大的广州艳芬照相馆请来了黄恪存。后来黄恪存在正义路自立门户，开了间相馆，借老东家的名号称“艳芬”。这家“广味”相馆的绝技是为照片上色，变“黑白照”为“彩照”。
1938年，抗日战争把南京的老牌国际艺术人相馆赶到了昆明，在正义路北端、五华山南坡扎下根来，从南京老字号变成了昆明老字号。这家“苏派”照相馆带给老昆明人的是“灯光照相”，让照相摆脱了自然光的种种限制，能随心所欲地安排，打造光与影的绝作。它的“苏派”手工修图也称绝昆明昆明网红写真照相馆在哪里啊，成就了一大批昆明俊男美女，也成就了“国际艺术影楼”的盛名。
不过，本土照相馆也不乏创意。弥勒张氏兄弟学的是园林设计，却跑到昆明双塔寺下的大绿水河开起了“存真”照相馆。这是一个园林式的“照相场”，全部建在小岛之上，四面环水，岛上有小桥流水，有假山亭榭，有竹木花草，顾客可随意选景拍照，取法天然，自成一派。
为吸引客人，张氏兄弟还自撰上联，向社会广征下联。其撰上联为：“绿水河，河水绿，绿映双塔，塔映绿水存真相。”据说当时应征者众多，存真相馆的生意也兴隆一时。
老昆明的“洋人街”和“洋人塘”
清末开设昆明商埠，中心在巡津街，这里与滇越铁路总车站昆明站隔盘龙江相望，外国“洋人”和中国“贵人”从香港和越南的河内、海防运进大批建筑材料，在此兴建洋楼和豪宅，有法国甘美医院、英美烟草公司、美国三达水火油公司、法国龙东公司、徐璧雅洋行、商务酒店等，法国领事馆还在这里组织了警察，俨然成了变相租界，成了昆明最早的“洋人街”，被老昆明人称为“洋楼街”。巡津街北端的塘子巷、金碧路、拓东路一带，也因洋人聚居、洋货充斥、洋机构林立昆明网红写真照相馆在哪里啊，被称为“洋人塘”。
昆明城南的南屏街兴盛于抗战时期，街上银行林立，有兴文银行、侨民银行、云南实业银行、劝业银行、昆明银行、重庆银行、中央银行等等，据说达40多家，被称为昆明的华尔街。
南屏街以北有高山铺，美援剩余军用物资买卖盛极一时。南屏街以南有晓东街，开设不少高档商店，专做洋货生意，主要出售美国舶来品，如高档烟酒、化妆品、名贵衣料、珠宝玉器等，还开设了洋酒吧、洋酒楼、洋餐厅，吸引了不少美国援华抗战的大兵，也被称为“洋人街”。
抵制“乌龟草帽”
1919年，“五四运动”轰轰烈烈，抵制日货是一大内容。云南各地的商会，甚至在香港、越南海防经办进口商品的滇商，都宣布停办、停运、停售日货，并派人以国货样品遍告商家，以便采办代用。
当时香港日货虽然价廉，云南商家都坚决不办、不售。原来充斥市场的大宗日货，如棉花、印花布、搪瓷器、洋灯、洋伞、火柴和电石等等，都在云南省内绝迹，外国洋行运来的少量日货，也无人购买。早先日本火柴称霸昆明市场，遭遇抵制后，不得不退出，昆明本土火柴企业抓住机会，趁势发展，拿下了一大块市场份额，为最后把“洋火”赶出昆明和云南市场打下了基础。
这一年的6月里，昆明人画了不少宣传画，四处张贴，讽刺那些不知国耻，仍然使用日货的人。时《滇声报》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报道：“某君绘滑稽画一种，张贴通衢。其图中绘一乌龟，龟背尽列啤酒、仁丹诸日货。龟头之上，戴一平顶草帽。自此画贴出后，乃有一班顽童，聚集于张贴之处，嬉笑狂吼。凡戴平顶草帽之由此经过者，不论日货国货，均加以‘乌龟’之绰号，结队成群，追随其后，必使其人将草帽取下扔在地上始已。风起浪涌，巡警不能制止。末及二小时，街上之戴平顶草帽者，而已寥若晨星。”
这是6月16日之事。其时正值夏日炎炎，戴日本平顶草帽者甚多，然几小时之后，全城日制草帽，骤然绝迹，昆明民心，可见一斑。
一年之后，准确地说，不到一年。1920年5月5日，昆明《义声报》又有报道曰：“近数日来，日本式之平顶草帽又复遍街出现。在戴之者，且洋洋得意，毫不为怪。”这些昆明人怎么了？
该报评论说：“去年今日非举国一致抵制日货之时乎？当时国人之敌忾同仇，发扬蹈厉，即吾滇排货之猛烈，亦为前此所未有。”作者回忆道：上年“三牌坊之乌龟画出现后日本草帽早已绝迹，不意甫隔一载，故态复萌，是直以爱国为口头禅，排日货为儿戏事，适足使仇我者讥笑于旁焉！”事情本来很简单：“夫草帽非仅日本能造，日本之草帽非优于他种草帽”，为什么非要买“仇敌货”呢？“呜呼！此真凉血动物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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