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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桂芳（1919年12月1日－2000年3月1日)
1919年12月1日，农历十月初十，尹桂芳出生在在新昌小西门外坎下的小龙潭村。新昌和越剧发源地嵊县毗邻，建县于五代后梁开平二年（908年），唐代前和嵊县同属剡县，位于四明山余脉构成的一块盆地上，连绵群山不断。据尹桂芳自己说，尹家祖籍曾在嵊县甘霖镇尹家村，太平天国时父辈逃战乱到了新昌。新昌县城离嵊县城关30多里路，现在说起来很近，两个县的建筑已经相连，可是当年的山路还是要走一天的。
尹桂芳家乡——新昌县坎下村的小龙潭
尹桂芳原名尹喜花，一个在那个年代很普通的名字，散发着乡土的气息，儿时曾缠过小脚。9岁那年，父亲尹伟见因给地主抬轿做长工劳累过度得了重病，家里贫穷无钱求医去世了。直到父亲被放进棺材的那一刻，尹桂芳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父亲。父亲的去世使这个家的天都塌了下来，晚年的尹老师在回忆起“童年丧父”这一段往事时，仍然是泣不成声。童年的苦难造就了她倔强的性格，成为她今后人生道路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父亲死后，有富人愿意出三百个大洋，将尹桂芳买去做女儿，许诺“有吃、有穿、有花戴”，尹桂芳心里暗想，“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”，她坚决不从，最后竟以死相抗争。“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”这句话，后来竟成为尹桂芳的口头语，“凡事要靠自己”是她一辈子立身处世的座右铭。在那个寒冷的冬风里，带着这样生活理念的尹桂芳，一头扎进了十里洋场，扎进了滚滚红尘。村里老人讲，尹桂芳的面貌与父亲极像，尤其一双大眼睛，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父亲质朴、耐劳、宽厚、开朗的性格，对她的一生影响很大，铸就了后来被越剧界众口尊称为“大姐”的气质和胸怀。
1929年4月，尹桂芳跟随母亲陈荷仙离开了小龙潭村。名义上母亲给人家洗洗衣服，到哪里吃到哪里，其实就跟讨饭一样。母亲背着尹桂芳的弟弟，手上牵着尹桂芳，从新昌一路走到了嵊县。为了生计，尹桂芳投靠嵊县上东乡下任村的“醒狮剧社”。她想只要学好了戏，就能有一个饭碗了，但她第一次学戏的梦竟如此短暂。因为经营不善，只有七天小歌班就关了门。那个年代，女子小歌班红极一时，嵊县的科班遍地开花。很多人仅凭家中的一点积蓄，就开班招收艺徒。尹桂芳又进了新昌一个科班，在潘洪涛师父那里学戏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女孩子正值青春发育期，饭量大得惊人，还没等到满师，就吃垮了班主。尹桂芳也是在吃垮两个班主之后，最终踏上了越剧之路的。
尹桂芳在学戏时，办女子科班官府是要抓的。于是科班挂着小京班的名义，排演《小寡妇上坟》这样的戏，借着京戏教学。京剧对武功的要求相当高，所以艺徒们都要练武功。那时演出相当频繁，老板也相当厉害，今天夜戏演下来，马上就要赶另一个场子，到了那个地方天亮了再睡觉，起来后白天演戏。有时女孩子们的眼睛都挣不开了，老板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让她们练习打虎跳，翻了几个瞌睡全都醒了。演《三本铁公鸡》时，小姑娘们都要赤膊上阵，真刀真枪对付，哐啷枪铛地插进台板上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，尹桂芳咬着牙坚持了下来，并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武功基础。
尹桂芳
这时的女子科班已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。著名的有筱丹桂、张湘卿、贾灵凤、商芳臣、周宝奎等人学艺的“高升舞台”；尹桂芳、毛佩卿等人学艺的“大华舞台”；王杏花、邢竹琴等人的“越新舞台”；范瑞娟等人学艺的“龙凤舞台”；马樟花、庞天红等人习艺的“镜花舞台”；支兰芳等人的“凤鸣舞台”，袁雪芬、傅全香、钱妙花等人的“四季春科班”。1935年嵊县《剡声日报》曾这样报道：“班社将近二百，人数亦有三千左右。”
1934年年底，舟山群岛的渔港沈家门，又一如往年地繁华了起来。这个海角小镇，是鱼米集散之地，接近年关时更是热闹非凡。 这一年的收成很好，渔民百姓的口袋里有了闲钱。沈家门的一个班主看准了这个行情，全力招请各地崭露头角的坤优名伶，准备在春节开锣，大演一些好戏，赚个盆满钵满。 “新新凤舞台”的叶彩金应聘来了，立即被排定为头肩花旦。“瑞云舞台”学戏刚满师的竺水招来了，唱的是二肩花旦。老生、老旦、文武花旦也都齐全，独独缺少了一个撑门台挑大梁的小生，急得班主四处打听。听说在别处搭班的有个能唱旦角也能演小生的尹姓演员，立刻托人前去聘请。人还没有请到，这边要往戏牌上写名字，只知道要来的小生姓尹，尹什么呢？班主眼珠一转，自作主张地写上了“尹云峰”。这名字大约不会有错，演小生总要有一点男性气质。自忖自想的班主非常得意，他祈愿新来的小生，就象摩云独秀的山峰一术艺高于众。
匆匆赶到沈家门的尹喜花，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了“尹云峰”，既好笑又惊异，希望班主改过来。班主面露难色，戏牌子已经挂出三天，水粉好擦，名字难改。看到班主言辞恳切，也只有将错就错了。这时，比她早来几天的竺水招告诉她：“自己原名叫竺云华，也是到了班后才改的名字。”于是，尹桂芳依了班主用“尹云峰”之名演起了小生，谁知很快成了当地最红的越剧名伶，乐得老板一天到晚笑容可掬。也就是在沈家门，还是叫“尹云峰”的尹桂芳和曾叫“竺云华”的竺水招成为了好朋友。竺水招是嵊县金庭乡灵鹅村人，生于1921年农历三月初八，比尹桂芳小两岁。她们一个演小生，一个演花旦，在舞台上是好搭档，在舞台下是好姐妹，人称“舞台情侣”，以后成为莫逆之交。
尹桂芳与竺水招演出剧照
尹桂芳与竺水招《家花哪有野花香》剧照
转眼到了1936年秋天，“尹云峰”随戏班子来到海门，也就是今天的台州市椒江区。学艺五年来她的演技大进，艺名大振，早成为戏班的台柱子了。 和沈家门一样，海门也是一个滨海小镇，有海有山，山水相映。在山崖层林和人家宅院中，常闻到一片桂树飘香。遐思间，尹云峰仿佛看见了家乡的桂树华亭如盖，四溢清芬，把她的心都要薰醉了。突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，我何不更名就叫桂芳？ 尹桂芳顿然灵犀大通。从尹妹老到尹喜花，从尹云峰到尹桂芳。她用急促而坚毅的步伐，迈过了坎坷人生的最初十七年。
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紧接着淞沪会战，艺人们纷纷逃回家乡避难。听到竺水招也回到老家灵鹅村的消息，尹桂芳喜不自胜，连忙请她再度合作登台演出。一个是扮相俊逸，一个是温柔甜美，尹桂芳与竺水招珠联璧合，二人再度合作一上台，便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声。这个由尹桂芳和竺水招挑大梁的戏班子，第二年初春辗转来到了黄岩。黄岩是一个大县，听说她们的戏班子来了，村村镇镇前来聘请。她们盘算，如果村村镇镇都演下来，连演三个月她们也演不完。 谁知刚在一个大镇开演， 一张大红请贴送到了尹桂芳的手里。请尹小姐和竺小姐同赴夜宴的红贴主人，是当地的一个号称老乡的警察局长。尹桂芳心明如镜，她仿佛看到局长那淫邪的笑脸。姐妹交流了一下眼神，就通了心气。红贴被冷冷地搁在了一边，回答的是一句棉里藏针的话：“我们从来不到外面吃什么夜宵。”令人愤怒的是那位警察局长再起坏心，尹桂芳和竺水招竟被诬为“开台放赌”关进了大牢。暗无天日的53天牢狱生活，蓬头乱发的尹桂芳和竺水招，只有满腔悲愤地抓着铁栅栏，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
初春的黑夜，椒江水在呜咽，总算被释放的尹桂芳和竺水招，在江边停下了步子，眼前似乎是最好的归宿。 姐妹的心是那样相通，要死就死在一起，她们整散乱的衣衫头发，就差最后一祭了，突然一双粗糙的大手拦住了她们。原来是一位夜行的老农，他看过她们演出的戏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乡亲们喜爱的演员自寻短见。那位相貌粗糙的老人，却有柔细如丝的心。他千言万语百般相劝，人生痛苦而又深奥的道理，被他解说得又简单又明白：“你们黄花年纪，哪能这样白死？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你们会有出头日子的。”
几天后，尹桂芳和竺水招准备各回故乡。路过一座城隍庙时，她们的心又被拨动了。 在水招娘的见证下，炉中袅袅燃着三支清香，尹桂芳和竺水招并立而跪，她们按照戏上学来的古老仪式，结拜为姐妹。一同经历过这场风雨，姐妹俩从此福难同当，生死与共。姐妹俩实践了这个盟誓，在人生旅途的几十年中，她们一直感情笃深。恪守古训的尹桂芳，更是处处爱护着这个“义结金兰”姐妹，她们友谊的佳话在越剧界有口皆碑。
尹桂芳与竺水招
尹桂芳与竺水招便装照
2006年3月，纪念越剧诞辰百年之际，在越剧的故乡嵊州，竺水招的女儿竺小招在接受我的采访时，深情地回忆了母亲与尹桂芳的友情：“她们俩是结拜姐妹。我第一次看到尹阿姨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叫我叫“大阿姨”，其他阿姨我都叫阿姨，一般都是阿姨就可以了，可是叫“大阿姨”就特别亲，我们上海人说起来，就是真正的自己姨娘。记得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到尹阿姨家里去玩。她知道我喜欢吃米老鼠糖，每次就是一把米老鼠糖。你如果看到她们的那些剧照，我感觉两个人配合的非常好。有这样一张剧照，尹阿姨拿一把扇子，挑到我妈妈的脸，我妈妈看到她是很嗲的样子。我感觉到她们两个搭档得非常好，就是一对舞台伴侣，眼睛一传神，非常的融合在一起。”
尹桂芳与竺水招《渔村侠侣》剧照
1939年初尹桂芳初进上海，演出了《吕布与貂蝉》《陈琳与寇珠》《天雨花》三个戏。她的武功基础比较好，把陈琳、左维明、吕布三个有文有武、有血有肉的角色奉献给观众，上海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小生。后来被称为“闪电小生”的名伶马樟花，比尹桂芳早一些时间到上海。有一天，马樟花和傅全香一起去法租界的剧场看了尹桂芳的戏。散场出来，马樟花对傅全香说：“这个人很会演戏，今后可能会超过我。但只要我在，决不会让她红起来。”马樟花和电影明星周璇一起在电台里唱过越剧，红遍半个上海滩。
尹桂芳《吕布与貂蝉》剧照
在马樟花之前，小生再红也红不过花旦，像“三花一娟”，都是当家花旦。和她们配戏的小生，虽然也有名，却都没有大红大紫。马樟花的出现，证明小生也能成为戏班的台柱子。只要马樟花登台，戏院的票就要卖到走廊上。戏院老板赶紧把招牌上“袁雪芬、马樟花”的排名，换成了“马樟花、袁雪芬”。马樟花人漂亮，戏演得好，眼界也很高，一般人看不上。可是只看了一场尹桂芳的戏，她就感到了竞争的压力。可惜马樟花红颜薄命网红陈琳写真，两年后就被黑恶势力逼得郁郁而终，时年22岁。马樟花没有能够压住尹桂芳，在她去世后尹桂芳迅速窜红，成了上海滩越剧的头牌小生。
1942年10月，当袁雪芬她们举起“新越剧”大旗时，尹桂芳和竺水招正在上海龙门大剧院演出。她们听到对“新越剧”的褒贬不一，说好话的人并不多。同行们并不看好袁雪芬在大来剧场对越剧的改革，担心这样改下去，越剧还是越剧吗？此时“舞台情侣”的尹桂芳与竺水招，已是上海越剧的一块金字招牌，在上海演红了半边天。但尹桂芳对天天客满、日进斗金的生活并不陶醉，她和袁雪芬一样，对越剧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。袁雪芬走的是越剧进步的一条新路，我们为什么不跟进呢？跟进不是盲从，尹桂芳对“新越剧”有她自己的见解。在她看来，这是一个改良运动，越剧要传统，也要大胆创新。
2006年春天，我在嵊州越剧博物馆采访越剧研究者丁一老师时，他告诉我：“尹桂芳到了上海后，她的艺术观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她接触到了话剧、电影、京剧和昆剧后，感到越剧的表现形式日趋老旧，有的戏班子演什么机关布景戏，她认为这不是我们越剧的出路。所以她聘请专业编剧为她写剧本，要搞出新的戏立足于上海。袁雪芬1942年9月开始改革，尹桂芳很快就跟上去了。”
对于尹桂芳的“新越剧”，龙门大剧院的老板是反对的。戏演得好好的，赚钱还来不及，折腾什么“新越剧”呢？尹桂芳性格倔强，想好的事情不肯回头。她和竺水招商量，不顾老板的反对，亮出了“新越剧”的旗帜。她们仿效袁雪芬也建立了剧务部，请来一个叫于吟的文化人做编导，编排了根据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时装戏《夜深沉》。当年张恨水的小说风靡一时，很受时人欢迎。编导于吟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：“由于演时装戏，单说化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九十度大转弯，都得从头学起。由于尹桂芳对艺术革新充满着信心，我也兴冲冲向国华电影公司邀来技师，共同设计布景与灯光。”
在国愁家恨的大背景下，《夜深沉》一鸣惊人，观众被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和缠绵的情节引得如痴如醉。尹桂芳、竺水招的“新越剧”获得了成功。龙门大剧院外人如潮涌，客满的牌子日夜高悬，老板忙着数钞票都来不及。尹桂芳、竺水招并没有停下“新越剧”的脚步，她们又推出了剧团的拿手戏《何文秀》，逐渐形成了以女小生为主的越剧新的表演风格，尹桂芳由此赢得“比美男子还美的美男子”之美誉。由袁雪芬率先倡导、尹桂芳、竺水招积极参与的“新越剧”像一股旋风，很快风靡了上海舞台，成为当年越剧界的风尚。
尹桂芳《何文秀》剧照
1945年春天，尹桂芳聘请专职编剧，先后编演了《石达开》《宝玉与黛玉》《荒岛恩仇记》《沙漠王子》等新戏，影响进一步扩大。尤其是《宝玉与黛玉》中的《宝玉哭灵》、《沙漠王子》中的《算命》唱段，在广播电台播唱后，几乎成了人人都能哼唱的流行歌曲。
1946年1月，芳华剧团在上海九星大戏院正式成立，主要演员有尹桂芳、竺水招、吴小楼、戚雅仙等人。芳华剧团是以尹桂芳为主的，因此剧团常演小生戏。芳华建团的第一个戏是《沙漠王子》，连演了一个月，打破了一个新剧目的上座率记录。全体演职人员十分辛苦，但大家都感到苦中有乐。之后，尹桂芳又演出了《大地回春》《葛嫩娘》《回头想》《秋海棠》《浪荡子》等十几台剧目，其中许多剧目在今天看来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，这一段时期是尹桂芳艺术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。1948年，剧团迁移到兰心剧院，同年秋天演出于新光剧院，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。
越剧《沙漠王子》剧照
越剧《浪荡子》剧照
越剧《宝玉与黛玉》剧照
越剧《秋海棠》剧照
1947年6月下旬，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，袁雪芬约尹桂芳、竺水招在大光明咖啡馆进行了一次交谈，谈话的主题是要联合越剧姐妹进行一次义演。通过四年多的改革，袁雪芬从中悟出了不少道理，看到了剧种发展的希望。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挠着她，为什么演员卖命演出老板却坐享其成，而演员还要倒过来看老板的脸色？她怎么也想不通，望着爱恨交加的剧场，她的心情难以平静。剧场成为老板剥削演员的工具，要消除欺压和剥削，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只有自己造一座剧场。袁雪芬的心中逐渐开朗起来。她先找到吴小楼商量，又征求了不少同行和朋友的意见，大家都说这个想法可行。但以几个人之力，一个剧团的力量，建造一座剧院又谈何容易？袁雪芬心里明白，要实现心中的愿望，必须依靠越剧姐妹们的共同努力，所以她约了尹桂芳商量这件大事。没有想到谈得十分顺利，从咖啡馆出来时，袁雪芬对联合义演更加充满了信心。尹桂芳为了支持袁雪芬倡导的“越剧十姐妹”义演，毅然放弃了自己原定拍摄电影《王孙公子》的计划。在那个电影十分稀缺的年代，尹桂芳极有可能靠一部电影红遍中国。可是为了越剧的命运，她毅然抛弃了电影，选择了《山河恋》。
越剧《山河恋》剧照
7月29日下午，在天蟾舞台对面的大西洋西餐社，平时少有来往的越剧明星们相聚在一起，连从不参加社交的筱丹桂也破例来到了会场。在大家热闹的交谈声中，一位在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平衡先生从公文袋中拿出了一份合约，大声地朗读了起来：“兹为共同发扬新越剧及谋同仁福利起见，经过数次讨论，人人志趣相同，为此共同发起，集合同人力量，组织公司，谋建新型剧场一所。” 在大家一起鼓掌通过后，这群20多岁的越剧名伶纷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签名顺序是：尹桂芳、徐玉兰、竺水招、筱丹桂、袁雪芬、张桂凤、吴小楼、傅全香、徐天红、范瑞娟，越剧史称之为“十姐妹”。她们自己出钱置办行头，伙食车费自理，冒着酷暑排练，这是越剧姐妹空前的团结之举。
义演《山河恋》的越剧十姐妹
在《山河恋》面临停演的紧急关头，尹桂芳坚定地和袁雪芬站在了一起。她和袁雪芬、吴小楼等人一起到上海社会局，和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。走出社会局大门口，尹桂芳气愤之极地说：“我今天要是有一把手枪，非一枪打死那个吴开先”。袁雪芬在接受我到采访时动情地说，我们看一个人，往往是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，感到可以共患难的。老实说，尹大姐和我过去也没有搭过班，她无非是对我的信任。她觉得你这件事情是好的，我们都同意，一起来做。遇到那样的问题，不见得旁边没有人对她进行干扰，肯定是有的。可她还是来了，所以说尹大姐是可以共患难的。”
就在《山河恋》义演结束后不久，宋庆龄先生主办的中国福利会为了筹募善款，特地邀请袁雪芬、尹桂芳、徐天红演出《梁祝》中的“访祝”和“楼台会”。消息一经媒体披露，戏票被一抢而空。三位越剧界大牌演员一起亮相，观众们一片称赞和叫好声。宋庆龄先生在寓所约见了袁雪芬、尹桂芳和徐天红，她们在宋庆龄秘书的陪同下步入客厅。宋庆龄先生和蔼地与她们握手，向她们表达着谢意。宋庆龄先生的翩翩风度，给尹桂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，国母真是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。
1947年的冬天是寒冷的。此时坊间纷纷传说一年前袁雪芬遭人泼粪之事，是尹桂芳在幕后指使人干的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一时议论纷纷。消息传到尹桂芳和袁雪芬那里，她们在震惊之后一致认定，这是反动势力挑拨离间的伎俩。袁雪芬表示，如果有人利用这件事情离间我们姐妹，我愿意撤销对泼粪事件的起诉。但反动当局并不罢休，竟要敲诈三十根金条，被尹桂芳严词拒绝了。国民党法庭发传票传讯尹桂芳，当时尹桂芳因骑马受伤在家养病，姐妹们怕她受到刺激，背着她为她请了辩护律师。开庭的那一天，那个泼粪者在法庭上不得不老实供认：“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袁雪芬遭人泼粪，与尹桂芳有什么关系。”虽然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，但尹桂芳已被折磨得精疲力尽，一贫如洗。
左起：尹桂芳、范瑞娟、袁雪芬
这时的芳华剧团也面临着生死考验，尹桂芳、竺水招这对金兰姐妹分手了。竺水招、徐天红、吴小楼、戚雅仙等人另组云华剧团，在上海龙门剧院演出。不久，竺水招改演小生。1948年3月，尹桂芳先和王文娟搭档，在兰心剧院演出《双枪陆文龙》，后来又到新光剧院于傅全香合作，演出了《乱世春秋》《鲁男子》等戏，票房依旧坚挺。接近年底时，上海越剧观众投票选举“越剧皇帝”，尹桂芳高票当选，成为这一时期具代表性的著名越剧名伶之一。但金兰姐妹的分手，使得尹桂芳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挫伤。加上老板拆帐分成很凶，物价暴涨，演职员们疲于奔命，已无法维持温饱，与尹桂芳合作的傅全香也病倒了。这一切导致了芳华剧团的解体，尹桂芳只身去香港休养生息。
王文娟与尹桂芳
左起尹桂芳、黄源、王文娟
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，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尹桂芳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毅然从香港回到了上海，邀请徐天红、张茵、张云霞等著名演员，重建了芳华剧团。10月，重建后的芳华剧团首场演于金都大戏院，谢晋、黄祖模、高衡等一批热心越剧改革的新文艺工作者，给予了尹桂芳很大的帮助。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，在范瑞娟等人的提议下，上海越剧界举行了大规模义演，尹桂芳积极投入到《杏花村》的演出之中。越剧演员们用义演筹集的款项，为志愿军空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型歼击机，名字叫“越剧号”，它和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的“香玉号”比翼双飞，搏击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上空。义演结束后，十二位主要演员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，给越剧留下了难忘的瞬间。
1951年越剧十二姐妹义演《杏花村》前排左起：张桂凤、吴小楼、徐天红；中排：竺水招、徐玉兰；后排左起：尹桂芳、陆锦花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袁雪芬、王文娟、戚雅仙
1953年10月到一天，尹桂芳一行来到北京，前去拜访剧作家田汉，过去在上海时就与田汉熟悉。田汉见到尹桂芳到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们的勇气可不小啊。”原来尹桂芳这次到首都，是前来观摩话剧《屈原》的。话剧《屈原》是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，为了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，郭沫若用了10天时间完成的一部5幕话剧。1942年4月，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公演，后来先后在苏联和日本演出，是公认的郭沫若历史剧中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一部戏。
田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。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金山和赵丹，都曾先后扮演过屈原，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越剧要演出这个戏，谈何容易。为了移植《屈原》尹桂芳迎难而上，停下剧团的工作，带领主要创作人员北京学习请教。在看了三遍戏之后，尹桂芳又和屈原的扮演者赵丹进行了交流。一个风流倜傥的小生要反串戴着胡子的老生，其实赵丹是为她捏了一大把汗的。回到上海，尹桂芳拜访了楚辞专家文怀沙，聆听他对那个年代的独特见解。
1954年5月22日，芳华剧团在丽都大戏院首演该剧的移植本，邀请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和赵丹担任艺术指导。主要创作人员是：编剧冯允庄，导演司徒阳，音乐顾问陈歌辛，连波、金笳作曲，仲美舞美设计。演员阵容以芳华剧团为班底，合作、云华、新新三个剧团抽调骨干力量支援，有“十大红星一台戏”的美称。她们分别是：芳华剧团的尹桂芳扮演屈原、徐天红扮演张仪、许金彩扮演南后、尹瑞芳扮演宋玉、茅胜奎扮演楚怀王；合作剧团的戚雅仙扮演婵娟、胡少鹏扮演子兰；云华剧团的商芳臣扮演钓者、蒋鸿鳌扮演仆夫；新新剧团的许瑞春扮演靳尚；可谓阵容强大，精英荟萃。
尹桂芳《屈原》剧照
尹桂芳的《屈原》彩排时，田汉和赵丹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看戏。10月21日，《屈原》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亮相，演出获得了成功。当大幕即将拉上之际，赵丹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热烈鼓掌大声叫好。演职员们每天日夜演出两场，她们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，从不叫累喊苦，大家都感到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是事业，不是金钱，她们以不向国家和人民伸手为荣。1954年9月25日，“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”在上海举行，专家和观众给予了《屈原》以极高的评价，《屈原》获优秀演出奖、音乐演奏奖，扮演屈原的尹桂芳、扮演婵娟的戚雅仙获表演一等奖，扮演渔翁的商芳臣、扮演张仪的徐天红获表演二等奖，扮演南后的许金彩、扮演靳尚的许瑞春获表演三等奖。上海中国唱片公司将“诬陷”“天问”两场戏录制成唱片，成为了越剧的经典唱段。1955年5月，《屈原》晋京在长安大戏院演出，同样引起了首都文艺界、新闻界和广大观众的巨大反响。
20世纪50年代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年代。为支援全国各地的经济建设，上海搬迁了大批企业到西北、东南、华北地区，内迁职工及家属都渴望能够看到越剧，为此上海动员了一批越剧团到西安、兰州、银川、北京、天津等地。1959年1月初，在华东大区协作会议上，中共福建省委要求上海支援一个思想素质高、艺术能力强的剧团，为福建前线广大军民服务，经研究选中了芳华越剧团。有关领导前去征询尹桂芳的意见，她本来就对解放军怀有深厚的感情，现在党和政府有号召，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去。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，她表示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，只是本团的作曲去学院深造，舞美人员空缺，希望配齐剧团的主要创作人员，这个要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。
到福建的决定做出以后，动员工作却是相当艰苦的。上海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高，人们大多不愿外迁。剧团到福建涉及是否要携带配偶及家属，有些演职员配偶不愿或者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的单位去福建。如当时福建没有杂技团，在杂技团工作的家属就没有办法搬迁，从而造成演职员的不足。针对这种情况，芳华越剧团采取了和上海其他30多个越剧团对调演职员、或到福建后再临时聘请的办法解决。尹桂芳以身作则，带领大家克服了许多困难，使得整个剧团的搬迁仅用了10天时间。就在芳华越剧团酝酿支援福建的前一个月，1958年12月17日，她们还在上海瑞金剧场演出了根据上海五味斋饮食店3号服务员桑钟焙先进事迹创作的《红花村》，尹桂芳扮演沈志祥、徐天红扮演徐长林。此剧以服务员为主角登上了戏曲舞台，上演后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，演出座无虚席，还几次到上海天蟾舞台包场演出，出现一天连演3场的空前盛况。《新闻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了多篇剧评，给予了很好的评价。
越剧《红花村》剧照 尹桂芳饰演沈志祥
越剧史专家丁一老师感慨地对我说：“讲起尹桂芳的人品，总感到一个是奉献精神，一个是敢于创新的精神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。五十年代，上海的剧团除了上海越剧院，就是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，多少有名的剧团，数一数二的剧团，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上海越剧院。那时党号召要上海支援一个剧团到福建，这个剧团讨论讨论，嗯嗯啊啊不肯去，感到有一定难处，那个剧团表示有实际困难，摆了许多客观原因。但尹桂芳表现不同，她讲了一句嵊县的土话，让我们去好了，她主动承担了这个事情。福建那个地方比不得上海，语言不通，生活条件艰苦，前线形势又紧张。她们抛弃了舒服安逸的上海，抛弃了熟悉爱戴她的观众，毫无保留地到了福建前线，你说这是不是奉献精神？牺牲是多多少？”
尹桂芳在前线下地劳作
“芳华”要走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越来越多的观众有事无事到芳华越剧团所在地打探。有人干脆丢下话来，尹桂芳要走，我们不答应，还有的人还扬言要以卧轨来阻止尹桂芳她们离开上海。尹桂芳所在的上海黄浦区区长，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市民来信，挽留“芳华”，挽留尹桂芳。一个剧团、一个艺术家被观众如此热爱，使得尹桂芳感动地泪流满面。她也留恋上海，可她以大局为重，支援前线的信念没有动摇。为了防止热情的观众阻拦，她决定提前一天启程。1959年1月25日，尹桂芳率徐天红、戴宗贵、李金凤、茅胜奎等芳华剧团演职人员63人，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福州的第53次列车。谁知不意走漏了风声，火车汽笛鸣响时，闻讯赶来的“尹迷”们黑压压的一片，挤满了整个月台。尹桂芳把身子探出窗外，向月台上的朋友们挥手告别。火车缓缓离开了上海闸北站，尹桂芳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。
尹桂芳福州故居勺园
芳华越剧团抵达福州后，改名为福州市越剧团，尹桂芳任团长，徐天红任副团长，主要演员有小生尹桂芳、邢桂芬，老生徐天红、袁少珊，花旦许金彩、戴忠桂、李金凤，小丑高菊英、赵雪芳，大面茅胜奎，老旦谢小仙等。创作人员有编剧陈曼、导演王艳霞、作曲连波(特邀兼职)、舞美设计张坚安等。此时福建省政协会议正在福州召开网红陈琳写真，希望能看一场芳华越剧团的演出。为了争取一个好到亮相，芳华越剧团决定演出《信陵君》，但这部剧已经8个月没有演出了，各部门要重新准备，尤其是缺乏演员，有的还没有到达，群众演员也不够。尹桂芳号召全团连夜调整角色替补，重新排练多个角色，群众演员角色则动员舞台组和家属们上场。经过夜以继日的复排，剧目按时在福建人民剧场上演。演出后反响很好，充分地体现了上海一流剧团的专业水准。
越剧《信陵君》尹桂芳饰信陵君
从繁华的大上海到处在前线战争状态的福州，芳华越剧团面临着不小的困难。初来时，演职人员住在仓山区工会宿舍，家属住在民房区，住房条件很差。因为大家听不懂福州方言，给生活上带来了极大不便。福州物价比上海高，工资却比上海低，造成演职人员生活水平下降。这一切尹桂芳都看在眼里，剧团有的家庭发生了经济困难她常把自己的工资分成几份，塞在需要帮助的同事手中。福建观众听不懂上海话，演出时只能采用幻灯字幕。剧团在上海演出时场场爆满一票难求，而在福州的第一场演出时竟还有余票，这在剧团的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。福建其他剧种票价最高五角一张，芳华票价定为六角一张，远低于在上海的一元一张。一年下来，剧团不仅没有盈利，反而亏损了七万元，这对剧团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。芳华越剧团只能不断排练新戏，以满足观众的需求。剧团到外地演出时，由于不断装卸搬运，布景道具损耗严重，修补和制作都来不及，演出费用出现了严重超支。尽管条件十分艰难，市场状况不佳，但芳华越剧团的全体演职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，陆续创作排练了一批现代戏及传统戏，为福建人民带来了精彩的精神享受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福建隔着台湾海峡与国民党政府盘踞的台湾省对峙，一直处于战时状态。尤其是1958年8.23炮战后，两岸更是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。1959年5月，芳华越剧团参加了福州市文艺界前线慰问团，对英勇的福建前线三军进行长达半年的慰问演出。剧团分成5个小分队，不畏艰辛地跋山涉水，跑遍了前沿岛屿，演出的剧目有《屈原》《秦楼月》《风雪摆渡》《慰问篮》等。还带着精彩的折子戏，深入到每个山头和海角，让战士们都能看到演出。剧团所到之处，鼓掌声如排山倒海。在3个多月的演出中，芳华越剧团与人民解放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62年尹桂芳率剧团下连队锻炼，回来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后又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。
1960年，到福建前线慰问子弟兵
前线三军赞扬芳华越剧团
1961年春天，尹桂芳在福州重新排演了《盘妻索妻》。这个戏的节奏流畅，尤其是尹桂芳塑造的梁玉书，人物内心丰富、形象优美、表演技巧都发挥的淋漓尽致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趁着这个好势头，1962年5月，芳华越剧团“回娘家”，分两队向上海人民作汇报演出。演出剧目有尹派名剧《盘妻索妻》《红楼梦》，及根据闽剧移植的《梅玉配》。剧团在上海演出10个月，上海观众喜极而泣，演出盛况空前，这是尹桂芳留给上海观众最后的一场演出。剧团回到福州后，归属福建省文化局领导，改名福建芳华越剧团，观众量猛增，排队购票踊跃，芳华在八闽大地鹊起。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，尹桂芳先后在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《沙漠王子》《盘妻索妻》《屈原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剧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、张生、梁玉书、梁山伯、屈原、等人物形象，给越剧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，剧团到福建后，尹桂芳又排演了《争儿记》《杨立贝》《南方怒火》《抢伞》《碧水赞》《金山战鼓》《江姐》《武则天》等。
尹桂芳《盘妻索妻》剧照
尹桂芳《西厢记》剧照
尹桂芳剧照
1964年，罗广斌、杨益言的长篇小说《红岩》发表。海军文工团根据书中的部分情节，改编演出了歌剧《江姐》。上海越剧院移植为越剧《江姐》，由表演艺术家傅全香扮演江姐，全国许多剧种都移植了这个戏。尹桂芳再一次一反常态，从《屈原》小生突破老生的行当，再从《江姐》突破小旦的行当，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尝试，芳华越剧团还首次实行了越剧男女合演。1965年4月，尹桂芳的越剧《江姐》在福州人民剧场公演，连演71场，场场爆满。戏剧评论家们一致认为，尹桂芳扮演的《江姐》朴实无华，成功地把一位革命烈士的光辉映照在越剧舞台上，塑造了尹派又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。
尹桂芳《江姐》剧照
在猝不及防的十年浩劫中，尹桂芳从人民的艺术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，被造反派隔离审查。尹桂芳在演出《江姐》时，曾借调福建省京剧学校的一批上海籍学员参加演出。她最疼爱的一个学员受到别人的挑拨，竟然在批斗会上动手打了尹桂芳的耳光，他们又给尹桂芳剃了阴阳头，戴着高帽子游街。1968年的芳华越剧团团部，就在今天福州小柳市场的老电影制片厂、电影机械厂那个位置，我在福州采访时多次路过此地，现在已面目全非了，变成了一片民宅和小市场。电影制片厂虽然还在，电影机械厂也在，唯一看到的只有一座当年的旧建筑，芳华越剧团也于1969年被强行撤销。
1968年夏天，凶神恶煞的造反派宣布尹桂芳为“三反分子”。这时，从南京传来了竺水招自杀的消息。尹桂芳万念俱灰，暗生死心。她多次向医生索要安眠药，当攒到30多片时，她怕药力不够，又到医院去配安眠药。医生说你睡眠不好，去精神病医院看看吧。尹桂芳配了一瓶癣药水，叫了一辆三轮车，在车上就着癣药水把20多片安眠药吞了下去。路过闽江边时，尹桂芳看到滔滔的闽江水，叫三轮车工人停车。三轮车工人看见尹桂芳的头发被剃成一簇一簇的，衣服很脏很破，身上还有一些异味，已经猜到要出什么事情，赶紧把尹桂芳送到精神病医院。尹桂芳的药性已经开始发作，她昏昏沉沉地挂了号，不敢在病历上写真名，只写了曾用名“尹喜花”。这时尹桂芳的腹部像刀搅一样难受，她想候诊室人很多，不能死在这里，她想到对面的小山坡上。走着走着，尹桂芳就昏迷倒下了。在抢救过程中，护士发现了尹桂芳身上的公费医疗卡，才知道这是著名演员尹桂芳，急忙打电话到芳华越剧团。团里造反派开来一部卡车，就像丢半片猪肉那样，抓住尹桂芳的手脚，把她甩上了卡车。到了福州市第二医院，又像卸货那样，一脚把尹桂芳踢了下去。她整整昏迷了五天五夜，医护人员看见她遍体鳞伤，难受得掉下了眼泪。癣药水烧坏了尹桂芳的口腔、喉咙和胃部，经过奋力抢救，尹桂芳还处在深度昏迷之中。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可什么也看不见。一个医生沉重地说：“尹桂芳不行了，你们准备后事吧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许多姐妹都哭了。这时还有一个医生说：“让我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吧。”他切开了尹桂芳的气管，插进了橡皮管，尹桂芳这才恢复了正常呼吸，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尹桂芳的生命。
有关尹桂芳在文革中自杀的版本不止一个。据当年参加抢救尹桂芳的洪护士长这样回忆：“她是突然被送到我们医院的，大概是早晨八点多快九点，两男两女四个红卫兵把她送到我们科室，进来时她神智已经不清醒了。当时我是护士长。送进来后医生和我们知道她是自杀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她服的是什么药，这样才好相应进行治疗，这就要通过对她的呕吐物和小便进行化验。当时她服的药已经损伤了她的胃，造成她的无意识呕吐，身上也吐了很多。由于她神智昏迷，就由我帮她导尿。送她来的红卫兵很紧张，拿着她服毒剩下的药瓶告诉我，说她服的是这种药，我们看了是一种治疗皮肤病的癣药水。记得当时她身上长有癣疮，从我们做护士的推断，她生活的环境潮湿肮脏，容易得这类皮肤病。听红卫兵说，早晨他们押送她去别的医院看病，她说要去厕所，他们不好跟随就让她自己去了，但好久还不见人出来，就推门进去看究竟，发现人已经躺在地上，神智已经不清醒了，手里就拿着这个装药水的空瓶。医生了解了这些情况，印证了化验的结果。没有进行气管切开术。若要行气管切开术，应请外科大夫来会诊，是否适应症。还要通知家属或单位签字同意后方可施行。气管切开术，也应由外科医生来施行。医生主要用橡皮管给氧，并给她开单输液。
当时我看到她呕吐到身上很多，帮她擦拭干净，换上病号服，挂吊瓶也是我处理的。我对红卫兵讲，把她个人用品包括毛巾、牙具、换洗衣服拿来。我去办公室时，护士给我看了有关病人的三个信息，一个是病人姓名“尹桂芳”，二是针对她是“一级护理”，即病人病情很重，不能随便下床，日常生活要由护士照理。三是要求“禁食”。我把写有这三样信息的牌子挂到她的床尾。我看她吊瓶输液的速度较慢，大约每分钟不到60滴。考虑到她是服毒者，应该加快滴速，以便尽快稀释和排除毒素，于是我调到了每分钟65滴。看她的脉搏、呼吸、血压、脸色，半个小时没有不良反反应，就请示医生改成每分钟70滴。慢慢地听到她开始有“嗯”、“嗯”的呻吟声，我知道病人开始恢复知觉了。我报告了医生，医生要求继续给氧。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问：“我在哪里？”声音很微弱。我说：“你在医院里。”她微微点了点头，下午尹桂芳的神智比较清醒了。当时8号病房还有三位女病人，我们用围屏把病房内外隔开，红卫兵被拦在外面。我还叮嘱他们，现在不能给病人吃任何东西，病人饮食由我们医院负责。之所以这么说，主要是因为要求病人禁食，我也担心如果他们胡乱给病人吃东西，出了问题医院是有责任的。记得当时听到有人说她背着特务、里通外国、当权派的罪名。我就和红卫兵讲，你们只能在外面看守她不能进来，病房里除了她还有其他几个病人，红卫兵也听从了。
那天下午我上班时，她神智已经清楚了，她向我招招手，表示要去上厕所。我考虑她的身体很虚弱，不敢让她下床去卫生间，就用便盆帮助她在床上解决，这表示毒素会较快排出了。第二天，她向其他病人打听我是谁，别人告诉她我是护士长。她就找人请我进来，提出要上厕所，我还是不敢让她下床，她说早晨她已经自己下床去过了。我说那很好，但看到挂瓶不方便，就让她输液的那支手手心向下，我的手心向上，两手交叠在一起，慢慢地扶着她去卫生间。红卫兵见有医院的人扶着，也就没有人跟着。我感觉她想和我说几句话，她说：“我吃的是癣药水。”我问她为什么？她说：“忍受不了了，他们拼命斗争我，经常半夜三更地斗我。他们轮番有休息，我没有休息，想睡一会他们就推我，叫我起来写交代材料，就是那些翻来覆去的东西，说我里通外国，说我把剧团管理坏了，说我不把艺术教给他们。”她还讲：“伙食本来按规定应该是三两米饭搭配一两番薯，但是我吃不到米饭，红卫兵把我的米饭扣下了，只给我吃番薯，但不是完整的，而是把番薯的头尾掰下来给我。我吃不下去，他们就用番薯皮扔我的脸。我不想活了，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趁着看病的机会，拿着从医院开来的癣药，去厕所吃下去了。”我对她说，我们院长和你的境遇差不多，以后千万不要走绝路。尹桂芳说，她的朋友是另外一个医院的院长，也是一个越剧迷，现在被斗得很厉害。写到这里，我实在不忍心再写下去了，心情悲恸，仰天长哭。在和尹桂芳老师的多次接触中，我没有一点勇气去询问她在那个黑暗年代中发生的一切，不愿意再去触动老人家内心的悲哀，但愿这样的悲剧在我们中国永远不要再发生了。
1969年秋天，尹桂芳被解除了隔离审查，离开了那个阴暗潮湿的房间，遇到从上海一起到福建的袁少珊。袁少珊看到老团长活着走出了牛棚，忙陪着尹桂芳去浴室洗澡，换掉了身上所有的脏衣服。尹桂芳感激万分，拉她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，作为那个悲惨年代的特殊记忆。照片上的尹桂芳一脸憔悴，眼神中只有深深的忧郁和哀伤。由于常年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，非人的待遇对尹桂芳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侵害。1972年2月的一天，尹桂芳突然感到右手沉重地无法整理床铺，接着右腿也发生偏瘫，行走发生了困难，连话都说不清了。经过医院诊断，尹桂芳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损伤，发生了中风。倔强的尹桂芳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，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一定要看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，“残了尹桂芳，自有后来者。”
从牛棚里出来后，袁少珊和尹老师的合影
1976年10月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。1979年8月，在尹桂芳等老一辈芳华人的强烈呼吁下，在福建省委的决策下，福建省文化局决定恢复芳华越剧团建制，尹桂芳重新担任团长。听到了这个好消息，尹桂芳欣喜若狂，彻夜未眠。9月24日，尹桂芳带着重病之身来到上海，在文化广场举行了“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”，和一万多名喜爱她的越剧观众见面。上海越剧界著名表演艺术家几乎是倾巢而出，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、戚雅仙、陆锦花、徐天红、吴小楼这些越剧姐妹们又相聚在一起。这是老一辈艺术家在经历了浩劫后的一次集体亮相，是对“极左”年代的愤怒控诉，有的观众甚至是乘坐飞机赶到上海来观看演出的。袁雪芬和尹桂芳演唱了1947年8月“十姐妹义演”时《山河恋》中“传信”唱段，台下观众的情绪顿时沸腾了，许多人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。
1979年尹桂芳、袁雪芬演出《山河恋·送信》
从上海回到福州后，作为重新担任团长的尹桂芳，立即投入到恢复剧团的繁忙工作之中。她亲自找团里的主要创作人员谈话，从编剧、导演、作曲、舞台美术，参与他们的艺术研讨会，对尹小芳、李金凤、邢桂芬等几位主要演员更是关爱有加，抱着身残之躯为她们示范表演动作。1980年11月，剧团再次赴上海演出《盘妻索妻》《何文秀》。此后，又排演了《沙漠王子》 《真假太子》《苏小妹》《情侣劫》等剧目。1982年，为了培养新生力量，剧团从浙江招收了18名小学员，第23届中国戏曲梅花奖获得者李敏，就是其中之一。李敏来自于湖州德清，是一个优秀的王派花旦。有一段时间团里缺小生时，她还曾反串过小生，也真是难为了她。她和王君安都是在尹桂芳的培养下发展起来的，曾任芳华越剧团副团长和艺术总监，可惜她现在已经离开芳华越剧团了。
越剧《红楼梦》王君安饰宝玉 李敏饰黛玉
王君安 李敏《盘妻索妻》剧照
1982年秋天，上海电视台文艺组准备拍摄专题片《尹桂芳艺术生涯》，要到嵊县拍摄外景，由赵慧娟导演担纲，并和尹桂芳确定了拍摄时间，落实好了创作人员和经费。嵊县“越剧之家”在文革中受到了破坏，恢复后在经济上发生了一定的困难。听到了这个消息，1983年春节后的一天晚上，尹桂芳来到戚雅仙的家里，与戚雅仙、邢月芳、魏兰芳、著名琴师贺孝忠一起商量，决定邀请尹小芳、陈金莲、丁兆丰、筱玲童等著名演员加盟，在拍摄期间举行一次义演，所有收入捐献“越剧之家”，作为培养越剧接班人的经费。
尹桂芳80年代演出《何文秀·访妻》
1983年3月，嵊县人民剧院的帷幕徐徐拉开。台上一无富丽堂皇的布景，二无五光十色的灯光，仅有照明灯照亮了台上的“一桌二椅”。桌上放着一台算盘，一块“善观气色”的小布幅，正中坐着何文秀假扮的“算命先生”，桌的左侧坐着杨妈妈。何文秀就是十年动乱致残的尹桂芳，这时她走路已经很困难了。这是尹桂芳十年后第一次正式化妆登台演出，与她配戏扮演杨妈妈的，是著名老旦演员魏兰芳，二位合演《何文秀.算命》一折，尹桂芳以委婉缠绵深沉韵味的唱腔，获得了越剧故乡人民的喝彩声。尹桂芳等人的义演，是在繁重的拍片间隙进行的，为此她们做了认真的排练和配唱。尹桂芳身手不便、行走困难，口齿又不灵，对表演、唱腔、念白的困难极大。可是她以顽强的精神加以克服，意志力令人难以想象。为了演好几分钟的戏，她多次与戚雅仙对词《屈原》片断，与魏兰芳配演《算命》的难度要比《屈原》大，由于右手致残算盘没有办法拿，她就改用左手反复排练。每天清晨尹桂芳提早起床，晚上延迟就寝，在魏兰芳等人的陪伴下练唱。老艺术家们为“越剧之家”义演的节目是丰富的，尹桂芳的《何文秀·算命》、戚雅仙、丁兆丰的《苏三起解》、尹小芳的《何文秀·访妻》、邢月芳、筱灵童的《十美图·标本楼》、陈金莲、魏兰芳的《断太后》。在简陋的舞台上，由“越剧之家”培训班学员乐队伴奏，连演四场场爆满，全部收入捐献给了“越剧之家”，这个义举在越剧界传为佳话。1984年，尹桂芳再次亲自到嵊县招收越剧学员，又和上海市戏曲学校联系，悉心培养芳华接班人。
尹桂芳与年轻演员
为了拍摄上的需要，上海越剧院的尹派男小生赵志刚赶到了嵊县，他和尹小芳一起陪同着老师尹桂芳，回到老师的出生地新昌县西门外的小龙潭村。到了村里，尹桂芳拉着一位白发老婆婆说“阿婶,我是当年的喜花啊，”老一辈乡亲们都互相传诵着“喜花回家来了，喜花回家来了。”尹桂芳在乡亲们的簇拥下，艰难地走到了尹家老屋前。这是一座在浙东常见的农居，只是有些年久失修了。尹桂芳在老屋触景生情，一会儿摸摸屋柱门窗，一会儿看看堂前屋后，一切往事历历在目，犹在眼前。尹桂芳沉思良久，长长地透了口气。她站到家门口的一枝李树下，呆呆地望着田野山林，念念不忘自己的科班师父潘洪涛。她向陪同来拍摄的新昌县领导提出，想见师父一面。领导当即派车接来了尹桂芳的师父潘洪涛，并与她共进晚餐。坐着师父身边的尹桂芳，回忆起当年学艺时的一些趣事，惹得师父不时开怀大笑，尹桂芳和弟子们还给师父送上了现金和礼品。2000年在修筑上三高速公路时，尹桂芳的旧居被土地征用，作为地基埋在了高速公路的底部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，但越剧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文景观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建议新昌县政府在高速公路途径旧居的那个路段上，高高树立起一块纪念牌。一是缅怀尹桂芳大师，二来也可以提高新昌县的知名度。但是新昌方面一直没有响应，只好作罢。每次开车走上三高速路过独居遗址时，我都会减低车速环顾，心中默默地缅怀尹老师。
尹桂芳在家乡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宁波电视台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，拍摄了大型系列片《中国越剧》，其中有一集就是《尹桂芳》专辑，并且制作成光盘向全国发行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电视台和发行方想邀请尹桂芳亲自到《中国越剧》的发行现场，与广大的越剧观众见面。尹桂芳本人非常想去，但是照顾她的外甥女坚决不同意，前一段时间尹桂芳外出参加了一个聚会，回来后就病倒了，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。不能到观众中去的痛苦，使得尹桂芳流泪了。她失去一次和亲人们见面的机会，她多么记挂喜爱她的观众啊。
茅威涛与老师尹桂芳
1994年9月下旬，文化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行“中国小百花越剧节”。尹桂芳和一批越剧表演艺术家先后来到杭州，下榻在西湖边上的大华饭店。根据越剧节组委会统一安排，我们浙江电视台文艺部承担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直播“中国小百花越剧节”开幕式“百花争艳”晚会的工作，台领导经过认真考虑，确定由我担任开幕式导播。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完成直播，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，还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闫德威、许玉琢两位导演进行了艺术交流。本来很想陪尹桂芳她们这些老一辈艺术家去千岛湖一带观光，但直播的工作压力非常大，实在不敢掉以轻心。只是经常看到在尹老师上下柯斯达旅行车时，她的弟子茅威涛一直搀扶着尹老师，走在饭店大堂时也搀扶着尹老师，这个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使我十分感动。9月21日晚上，在浙江体育馆举行“中国小百花越剧节”开幕式，晚上八点正负零秒，我准确地切出了现场的第一个画面。站在我背后的浙江电视台梁雄台长、张兵副台长，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苏峰副主任默默交换了一下满意的目光，随即静悄悄地离开了电视车导播室。开幕式圆满地结束了，我在导播台上看到老一辈越剧表演艺术家们纷纷走上舞台，尹桂芳也步履艰难地走到了年轻一代演员中，我叫摄影师拍摄下了这一些难忘的镜头。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现在很难找到这些宝贵的影像资料了。我委托一位同事请尹老师在我收藏的《中国越剧》书的扉页上签上了“尹桂芳”的名字，许多越剧表演艺术家看到后纷纷效仿，也都签上了自己的姓名。如今我依旧珍藏着有许多越剧名家签名的这本书，“越剧十姐妹”的其中七位，都在书中留有墨宝。现在这已是国宝级文物了，越剧界的朋友人人都喜欢。
尹桂芳与众多越剧名家签名的《中国越剧》
越剧界都知道，尹桂芳终身未嫁。其实她也有过美丽的爱情，但有情人终难成为眷属。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从众多姐妹受辱的教训中，目睹了马樟花和筱丹桂的相继离世，使她看得十分透彻，也非常谨慎。她不肯随波逐流，守身如玉。芳华越剧团到福建以后，有好心的领导干部出面为她张罗婚事，对方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，但被她婉言辞谢了。理由是嫁给军队首长，万一工作调动怎么办？剧团就是她生命的全部，她离不开这个剧团。尹桂芳把自己的满腔爱情，都给了舞台上塑造的形象，给了自己钟爱的弟子们，她把所有尹派的弟子都当成自己的儿女。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尹老师：“你到底有多少学生，那些是你中意的好学生？”尹老师一口气报了一大串名字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这些学生个个都是越剧界的著名演员。
尹桂芳给王君安化妆
左起：茅威涛、尹小芳、赵志刚与老师尹桂芳
尹桂芳与学生们
1999年11月，我和丁一老师专程到上海拜访尹桂芳老师，是尹老师自己来开门的，我们都不认得她了。丁一老师问：“尹桂芳大姐是不是住在这里？后来仔细一看，丁老师叫了起来：“哎呀，大姐，是你呀，我都认不得了。” 多年的疾病使得尹桂芳老师的身体发生了萎缩，体重从100多斤瘦到只有60多斤。当时我的眼睛都湿润了，丁老师连讲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。尹老师用她颤抖着的左手，气喘吁吁、极其困难地在我带去的一张四尺宣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作为在《百年越剧》名人长卷首页上第一个签名的老一辈艺术家，这个珍贵的签名和长卷永远留给了中国越剧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尹老师的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就在眼前，冥冥之中我感到这是与尹老师的诀别。
尹桂芳老师的签名
2000年2月，尹桂芳在久病之后，由于中枢神经发生了病变，二十多年的偏瘫加重，不得不住进华山医院进行抢救，爱徒赵志刚、王君安及越剧老姐妹们纷纷前来探望。2月28日晚，尹桂芳在弥留之际，要外甥女找来原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亲手题写的“越剧奇葩”题词展示给她看，她的眼眶里先是噙着泪水，后慢慢地闭上再也没有睁开。在与病魔抗争了28年后，尹桂芳撒手人寰，终年81岁。第二天一早，赵志刚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做节目，在出租车收音机里听到了尹老师逝世的噩耗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在告别仪式上，著名剧作家顾锡东向尹桂芳敬献的一幅挽联尤为引人注目：越坛大师，艺苑完人。
2001年11月28日，我率领《百年越剧》摄制组到嵊州参加中国笫二届民间越剧节。经过越剧界老艺术家们的操持奔走和几经周折，在尹桂芳老师逝世一年多后，她的半身铜像终于在越剧博物馆落成，这是越剧界的一件大事。中午，在嵊州宾馆过道上，傅全香老师一把把我拉住，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下午她们要为尹大姐的铜像献花，再三叮咛我一定要拍下这一组难得的镜头。我遵命提前赶到越剧博物馆，架好摄像机耐心等待。不一会儿，许多越剧界大腕级人物来到了越剧博物馆的草地上，以我拍摄的影片为准，他们是：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、周宝奎、金采风、竺小招、赵志刚，还有上海越剧院的尤伯鑫院长、越剧史专家丁一老师、越剧博物馆高月英馆长、台湾来的高瑾，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几位上海客人。他们依次向尹老师的铜像行礼三鞠躬，敬献了花蓝。傅全香老师连说了三遍：大姐，你回家了。高瑾在向尹先生的铜像三鞠躬后，突然跪了下来，爬在地上行大礼。这一举动令我和旁边的人们都有些吃惊，这完全是出于对尹老师的敬仰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
越剧博物馆尹桂芳雕像
福建芳华团部尹桂芳的半身铜像
2009年4月，我在20集人物传记片《舞台姐妹》中担任总导演。在搜集整理素材时，看到了1986年在纪念福建芳华越剧团成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，著名导演谢晋发表的一段讲话，谢导有些哽咽地说：“认认真真唱戏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她（尹桂芳）是我在拍摄电影《舞台姐妹》的时候，记忆中留下最美好的生活原型之一。她为越剧艺术献出了一生的青春年华，她贡献了很多很多，她获得的却是很少很少，这是她作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真正的价值”。
钟冶平老师在机房审片
有一年春天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为了拍摄一部反映老一辈越剧表演艺术家的电视剧，我又一次来到了越剧的故乡嵊州。天刚蒙蒙亮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我独自走进了越剧博物馆，把两个插满马蹄莲的花篮敬献在尹桂芳和筱丹桂的铜像前。正当我久久凝视着两位艺术家，脑海里象镜头一样回放着她们人生故事时，刚刚还露出一片晨曦的天突然下起了雨，而且越下越大起来，我只得和她们告别。蓦然回首，只见天上来的雨水，顺着两位老人家的脸颊上流下来，仿佛泪如泉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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